二战结束后，朱可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失势引发了广泛讨论。有人认为，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胜利阅兵上，朱可夫取代斯大林检阅三军的事件。这一举动被视为一个导火索，尤其对于一位67岁的老人来说，要骑马完成整个阅兵仪式线下配资平台，无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。虽然斯大林由于健康原因无法亲自上阵，朱可夫便被推举为替代者，然而他在阅兵中的表现却显得有些过于张扬。每当他经过一个方阵，总要停下来接受官兵们的欢呼与致敬，这种过度的举动，甚至有些耀武扬威，让人觉得他在刻意表现自己。
众所周知，斯大林是一位卓越的权力操控者，正是因为他的信任，朱可夫才能在苏联的高层军政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可以说，站在斯大林的角度，他从未怀疑过朱可夫的忠诚，决定是否继续重用他，完全取决于朱可夫在特定时期的利用价值。然而，二战结束后，形势发生了变化。随着战争的结束，苏联军队的规模突破了1200万，战争渐行渐远，如何安置这些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，成为苏联高层面临的难题。
展开剩余77%斯大林深知，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将领，势必会在权力核心内部引发连锁反应。为了避免这一局面，他的策略是：在满足这些军事统帅的虚荣心的同时，尽力剥夺他们的兵权。而与朱可夫不同的是，尽管许多将领感受到高层的冷遇，但他们能够理解当时局势的复杂性，且大多数人也愿意接受新的安排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即便是那些情绪常常外露的科涅夫，也没有过多反驳。唯有朱可夫，他始终不愿接受这种安排，表现得极为抗拒。
苏联红军在其成立初期，曾面临过种种艰难困境，尤其是在军官人才匮乏的情况下，政府不得不从各类背景的人中选拔将领。很多被吸纳的旧俄军官忠诚于苏维埃政权，但由于背景复杂，这些人时常被视为潜在的危险。为了有效控制军队，苏联高层设立了政委制度，旨在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。然而，尽管政委们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，他们也常常面临更为艰难的考验——不仅要面对敌军的威胁，还要带领部队冲锋在前，因此政委的伤亡率远高于其他军官。最高统帅部甚至在1943年下令，禁止政委们轻易带头冲锋。
至于朱可夫，他不仅军事才能突出，且屡屡在关键时刻扭转局势，因此苏联高层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他的“作风”。例如，像麦赫利斯这样的高级政委，虽然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到各个战线巡视，私下却经常将将领的负面消息捅给斯大林，但斯大林并未深究。而朱可夫，则是因为其出色的军事表现，享有了一定的特权，甚至几乎没有受到政委制度的约束。
然而，随着战后形势的变化，朱可夫的强势表现开始成为他失宠的根源。在批斗开始后，许多曾与朱可夫有过冲突的将领纷纷出面指责他，最先站出来反驳他的是与他不和的科涅夫。随后，罗科索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也挺身而出，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反对声浪。对于斯大林而言，问题不在于是否处理朱可夫，而在于是否得罪了背后强大的军方势力。如果任由朱可夫发展下去，不仅可能激发更多类似“朱可夫”的人物起而争权，还可能将苏联军队拖入无序状态。因为，军人介入政治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
尽管如此，斯大林也许没有料到，朱可夫的性格永远不会满足。即使在经历过生死考验之后，朱可夫依然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肆无忌惮。他经常打断赫鲁晓夫的讲话，甚至在公开场合对赫鲁晓夫进行“指导”，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。凭借自己在战争中的功勋，他仿佛认为一切都可以由他主导。最终，赫鲁晓夫忍无可忍，彻底将朱可夫清除出苏联高层，不仅如此，朱可夫连一个偏远军区的指挥官职位都未能保住。
朱可夫的失势，既是他个人性格的直接体现，也是苏联政权对于军事与政治关系处理的一次重要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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